经过逾10年的发展，京信通信集团已发展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无线覆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全球业务蓬勃发展，霍先生本人亦获得CNBC 2006年“亚洲商业领袖奖” （Asia Business Leader Awards 2006）之“香港年度CEO” （Hong Kong CEO of the Year）奖项。
    霍先生热心于公益，多年来先后投入逾百万元资金捐资助学，在公司员工身患重症、各种重大灾害发生时，霍先生也总是带头捐款，扶危济困。
    作为业界领先企业的掌舵人，霍先生在通信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低调的为人、稳健的经营风格、富远见的经营策略，一直为业内人士所认同和关注。

    1977年恢复了高考，大批对知识充满强烈渴求的知青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由于期间中断了11年，当时参加考试的大多都是下乡好几年的知青，霍东龄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因为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大学里很快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经过7、8年的技术维修工作的他在1990年下海经商，1995年他和同班同学张跃军一起创立了京信通信公司。如今随着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市场的壮大，他已成为身价超过20亿的上市公司主席。这30年，从一个知青到上市公司的总裁，霍东龄每每回忆起那段在华工的求学生活都会十分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是缘分。”我们的故事也从“缘分”开始……

    “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缘分”

    5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贫苦，经历过不寻常的磨砺。71年，霍东龄跟大多数同龄人一起，开始了知青生涯。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教育停顿，以至于霍东龄连小学的数学计算都没有良好地掌握。
    一次打井的时候，身为高中毕业的一个干部问：“你们算算这个井要挖多深才够我们整个生产队的用水？”霍东龄算不出来，这让他感到了知识的贫乏。正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开始慢慢改变霍东龄的一生。在海南的第三个月他开始托亲友寄来书，每天劳动过后就在煤油灯下学习，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六年。
    77年底恢复高考给了像霍东龄这样憧憬大学生活的知青一个跨越自我的机会。霍东龄回忆说：“77年刚恢复高考时，还没有划分什么重点非重点，我们也不懂，因此报志愿的时候比较盲目，第一志愿反而比较容易进，华工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因为我的成绩不错，因此就被华工先录取了。当时下乡已经有7个年头了，“过海就是英雄”，能上学就满足了！还挑什么！当时在我们那个县参加高考的有一万多人，第一批体检的只有18个。当得知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批体检就意味着已经被好的学校录取了。我觉得进入华工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缘分。”
    录取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霍东龄的录取通知书寄错了地方。他本来买好了一只鸡、一只鹅，在海南的西联农场等着开庆功宴的。结果通知书却迟迟未来。等到那买来的鹅下了第九个蛋的时候，霍东龄的通知书才姗姗来到。他被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录取了，要知道这是当年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专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

    勤学上进的一代

    入学之后，班上的同学很快就适应了学习的环境开始有意识地去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是四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锻炼意志。霍东龄给自己提出“三戒”：戒电影、戒电视、戒娱乐。他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当时的学习条件比不上今天，但那一届的学生却特别珍惜在大学学习的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会排队去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以满足大量学生的需求。
    霍东龄回忆说：“当时学生很多是靠自我管理的，拿宿舍卫生来说，我们的宿舍搞得非常干净，每天都有人负责打扫宿舍卫生。当时我们一个宿舍7个人，那时候宿舍楼层的公共厕所都是各房学生轮流打扫的，现在恐怕很难想象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强，不仅打扫卫生，还主动到食堂帮厨。”
事实也应证了这一点，当年的华工50177班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人物，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优秀的学生干部

    霍东龄进入大学后由于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很快就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接受采访时，霍东龄语重心长地说：“这一批大学生进校后，整个学校的风气发生了改变，崇尚科学、憧憬未来、刻苦学习、追求进步。”当时是因为霍东龄参加组织了两次系运动会，被发现组织能力不错，于是就被任命为学生会主席。这一届的学生是最好管的，自觉性是最高的。就拿评奖学金来说，当时的奖学金是学生会评的，无线电专业的学生成绩都是很高的，但是学习好并不代表家庭条件就好。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了孩子，来上大学了家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奖学金的发放尽可能照顾那些家庭条件困难的同学。有不少同学大学四年从没回过家，放假了就去挖土方赚外快，补贴家用和用于买参考书，相当辛苦。“我们在评定的时候都会兼顾到成绩和家庭情况，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尽可能多一些照顾。”

    华工精神——冯秉铨精神

    冯秉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电子学家，是新中国无线电电子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曾任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霍东龄这一届的学生中，大家都对冯教授非常的敬仰，不仅是因为他渊博的知识，更是因为他伟大的人格魅力。采访中霍东龄一提到冯秉铨教授就非常激动，他感慨地说到：“冯教授在我的心里面是一座丰碑。我们这一批学生一提到冯老师都是肃然起敬。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充满了人格魅力。作学者、作老师、作知识分子他都是楷模，“仕子楷模”实至名归，可以说是人中典范。”
    78年底有一个偶然的机会，霍东龄去了冯老师家，他们在客厅谈了很多，感觉收益很大。霍东龄回忆说：当时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长者，非常平易近人。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从他平时（的）待人处事的原则中，你会感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在国家面临怎样的历史时期他都坦然面对，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追求，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怀念。如今在京信公司的大楼广场前矗立着冯秉铨教授的塑像，由此可见冯秉铨教授的精神不仅深深影响了霍东龄这一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霍东龄校友还利用冯秉铨教授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作为企业文化，用于激励和鞭策他的员工，感召和影响着下一代人。

“靠自己、相信自己”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我国商品环境的逐渐好转，霍东龄开始在中国贸易成交最活跃的广东省从事电子产品的经贸工作。当谈起这段经历时，霍东龄认为，不停地学习是最重要的。“我前后用了9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自己大学的学业。但最重要的是我悟出了：只要你肯学，学习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自学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工作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的解决被他称作“从知识到能力的过程”，当被迫要独立地解决问题时，霍东龄开始扩大自己学习的范围，从工程项目管理到成本控制，实际中要用到的东西都得靠自己先从书本上获取而后在实践中运用。
    1995年，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了京信通信公司。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在回忆与张跃军一起创立京信时，他讲述了一个缘分的故事：做一个产业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我知道自己所长所短，当时特别需要一个研发、技术、策略方面的人才，而且需要有合作精神的才可以对公司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下海经商好一段时间了，期间很长时间没有和张跃军联络，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这就是缘分。当时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技术专家了，我猛然感觉得张跃军是我最适合的合作伙伴，我们果然一拍即合。1995年的10月1日，我们的工厂就开始生产产品了。当时市场、资金都已经完备，只差技术方面的支持。我们的性格不大一样，我的爱好比较广泛，他就相对专一些。在公司的发展上，我们会有不同意见，但不会有争执。我和他就像一个人的左脑和右脑一样，大家都会很重视对方的意见。在采访的言谈中，仿佛能让人看到了霍东龄他饱经世事的经历，眉宇间，透露出稳妥干练式的自信和淡定。
    在霍东龄看来，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很多知识时，就被迫去寻找，去学习与比较很多的书，取其精华，再应用回实践中。简单的哲学道理，却是其一生创业经验的总结。

“要肩负起未来的重任”

    当被问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普遍还缺少些什么时？霍东龄感慨地说：“现在的大学生网络技术和英语的水平要比我们以前高很多，但综合的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独生子女增多的情况下，更要多在“社会责任”和“团队合作”方面多加培养，不但要提高知识和技能，在体能、毅力和修养方面更要着重提高。”
例如在对女儿的教育上，霍东龄就十分重视其动手能力的培养。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高中时她就自主去了英国。现在她学的是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跟父亲是同行，可是说是女承父业，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霍东龄也会常在学习和社会实践中给予女儿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但决不会强加给她，因为霍东龄认为：要独立地解决问题，不要试图依赖任何人。
    霍总在采访的最后对华工的学子们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大学生肩负着社会的未来，应该全面地提高个人的素质和人格水平，要努力肩负起未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