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杨倬(1913-1996，广西人，193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47年以广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免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系，1950年回国任广西大学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后历任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轻化系制糖专业教研室主任，轻化系主任，中国制糖学会副理事长等，撰写《制糖工艺》等多部专业著作与教材，毕生致力于制糖工艺及节能的教学与研究。

    60年前华工成立，父亲第一批调任，参加组建始直至退休，一生结缘在华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祖国发展的新希望。父亲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后有安稳的工作。1950年他毅然放弃优薪厚职，满腔热忱回来报效祖国。那时，美国对中国从物资到人才全面封锁。父亲与其他有志人士，绕路欧洲，几经辗转回到祖国。初任广西大学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尚几个月在褪祝中的我，跟随父亲杨悼，母亲孙世淑及姐哥安球、安垣、安尧来到华工。父亲任职化学工程系，参与组建制糖专业。我从小看到的是，父亲下班回来后，总在书房里继续工作，书房四壁的书柜顶上了天花板，放满了各种不同国家文字的专业书、工具书及各种教材。在书房里，他为新开设的课程书写教材，为设计有效合理的设备精画图纸，为了解新的技术趋势，查看和翻译资料。一杯茶，一支烟，每晚书房的灯光一直亮到12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蔗糖在国民经济的民生中起重要的作用，经济困难时期，要发糖票，与米、油等同等分量，得肝病才能有额外多一斤的糖票作为营养补助。那时，父亲常常在思考如何能使甘蔗在生产蔗糖中有更高的得率，如何全面地实行综合利用。那时，家里常有叔叔、阿姨来讨论问题，有时是大学生哥哥姐姐们来了，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多年的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从制糖专业毕业的一届又一届学生，在全国各地的糖厂都发挥了骨干作用，推动着制糖事业达到更高水平。在教学同时，父亲非常强调科研并重，用掌握到的新技术帮助工厂解决技术难题。动力能源一直是广东工厂的难题，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从70年代中期，父亲就在当时全国有名的综合性大厂江门甘蔗化工厂主持“锅炉热能循环工程”，充分利用锅炉余热，开辟新的动力来源，既环保又节省资金，切实解决了工厂的实际问题。在此期间，工厂的叔叔伯伯经常来讨论遇到的具体问题。父亲也经常到工厂与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探讨解决工艺设备的改进方案，从工厂回来他又马不停蹄仔细绘出一张张设备草图，然后到工厂试验、修改、再试验，直至成功。此项技术很快推广到全国的制糖厂，并获得轻工部颁发的节能新科技奖。记得有一次为援助非洲设计糖厂，连续几天好多叔叔伯伯都来家里讨论，提出种种不同的方案。

    父亲把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了工作，在我小时候，只有在吃完晚饭时才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但父亲再忙也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从华工幼儿园到小学的不同阶段，每当从松花江路散步到五山路口，我就会习惯性地拉着父亲进新华书店，从小人书到科普，从人物到历史传记，父亲买书回家就给我讲故事，那是最快乐的天伦之乐时光。他带着我们走进知识的海洋，从小养成涉猎广泛的读书习惯。他对我们五个孩子非常民主，从无厉声苛责。除了书，我要求的另外一样东西父亲总不会拒绝，那是邮票。那时资讯不像今天如此丰富。集邮能扩大知识面，我一搜集到和买到邮票就拿去问父亲，向他了解不同的国家文字以及各国的故事。从小就听父亲说:“不懂就一定要学要问，在学问面前永远不要不好意思开口，学完问完，还要思考，化为有用的知识。”这些话，从儿时就一直铭记心上，受益至今。

    1974年，广州石化厂组建，当时这是一个中央直属的重大项目。从西德进口一系列的主要设备，从安装到使用的说明书，全部都是德文，请外语学院教授翻译，但大都不懂工程的专业术语，无法解决问题，这可急坏了项目负责人。一旦德国专家回国，项目不得不停顿，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后来他们找到华工，最后转托到我父亲，该厂负责人高兴地说:“这回找对人了!”父亲初中在上海人读St. John's学校，其他科目多用英文教材，唯数学科目，老师是德国人，只用德文讲课。凭借坚实的德文基础，父亲不计报酬地答应把全套说明书翻译出来。等资料搬到家后，大家吓一大跳，足足有一尺半的厚度，资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德文和图案。如此繁重的翻译工作，本应由一个团队习轰完成，现在却要由父亲独自一人完成，难度可想而知。在其后一个多月的暑假里，父亲整天坐在没有空调的书房里，忍受酷热湿闷，每天不停地工作。妈妈和妹妹心疼之余，唯一能做的，就是煮好绿豆糖水，用扇子给他扇风纳凉赶蚊子。到完工时父亲瘦了好几斤，人也苍老了许多。我们心疼他说:“这又不是你的本职，太辛苦了!”他乐呵呵地说:“没关系。不管是哪个专业，只要我的知识能有所用，就是最大的心愿。”除了资料翻译外，父亲还数次到石化厂与西德及中方人员一起开会，研究安装方法等，为石化厂的前期工作做无名英雄，他的默默奉献和智慧能力都得到大家的敬佩。

    1979年我从华工批准到香港定居。那时粤港交通不像今天这样便捷，只能每年回广州探亲一次。每次问父亲有什么需要，他从来不提物质上的需求，只向我提过两次要求，一次是要我帮忙在香港订阅国际的制糖专业杂志，他说原来国内也有，“文革”时中止了，很可惜，不能及时了解世界上同行业的新技术新动向，造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的断层。从我到港后就每年都为他订美国和澳大利亚专业杂志带回广州，一直到他去世。

    另一次是他在电话中嘱咐我买英西(西班牙)、中西大辞典各一部。父亲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熟练精通中、英、德、法、日、俄多国文字。嘱咐我买辞典时，他已经70多岁了，才开始学西班牙语。辞典买回去两年后又一次回家，他递给我一本有关节能设备的新书，说:“谢谢你的大辞典，我已翻译并出版了这本西班牙语的书。”

    一次他和母亲到美国纽约妹妹安填家，在她家附近发现有一图书馆。他如获至宝，在探亲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下午必去浏览。在那里他发现一本介绍新技术的书，于是在图书馆着手翻译，回国后便出版了关于这本新技术的书。“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父亲从没有夸夸其词，但他的行动以身作则，从小使我们耳濡目染，成为楷模。

    1983年父亲第一次到香港探亲，按当时的人境条例，可以留港长期居住。我也很希望能尽女儿侍奉的孝道。但是爸爸说，“不留香港了，还有很多事。刚恢复带研究生，回去马上就要毕业答辩。还有下个月澳洲的制糖学会和大学要来广州交流。能有机会来看看香港，看看你们，与校友们聚聚，就很好了。”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很晚。父亲一生很不平坦，满腔热忱回国后，他出于良知说过一些真话，曾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虽然从未听到他有什么抱怨，但我心里都觉得他挺委屈的，这也是我希望他能留在香港，度过平静幸福的晚年的原因。我很认真地问他:“从美国选择回国，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你有后悔吗?”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后悔。当时不回国，可能物质生活条件会好一些，生活也平静些，但是一个人所学所用，如果不能为自己国家报效，那才会一辈子后悔。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是整个国家民族而不只是我一个人面对的。今天已经改革开放，国家在进步，不是越来越好了吗?”父亲说这番话时，已近80高龄，是在香港自己女儿家中，不是在开工作会，也不是在向组织汇报，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肺腑真言。我当时眼睛湿润了，反而硬咽着说不出话，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就一生无悔。”以往我佩服父亲认真不懈的学习精神，深厚渊博的专业知识，那一刻，我更钦佩他对自己一生中大我和小我的定位，以及他广阔的海量胸襟和深深的爱国情怀。

    在90年代，父亲虽已退休，但他从未停止对专业发展的关心，对新技术的追求，一直在兼做各种翻译工作，积极参加与策划国际与国内行业的交流。他也一直是全国高校教材出版社的编委。19%年9月，他去珠海参加一次全国高校教材出版编委的会议时，心脏突感不适，发病后送回广州治疗，后不幸逝世，享年84岁。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还坚持在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的岗位上。父亲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学制糖，在病中他念念不忘嘱咐的一件事，就是把书房里他几十年来收集购买的四壁书柜的专业书籍和资料，全数捐献给学校。

    父亲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鞠躬尽瘁的工作作风，满头银发的儒雅气质，宽厚仁爱的慈祥笑容，点点滴滴，仍时时涌现，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满目青山夕照明，每次祭拜父亲时，在银河公墓的苍松翠柏墓前，除了告知亲人的近况，我还会告诉父亲华工的变化，诸如成立了轻工与食品学院;在番禺大学城，华工又建起了新校区，新楼还设计得特别醒目;还有华工的制糖专业，仍然是学校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因为我相信，华工的进步和成就，一定是父亲在天之灵最想听到和最感欣慰的。

今天，华工迎来甲子华诞。60年习轰，有千千万万个为培养华工人而严谨治学，敬业奉献，甘为孺子牛的教师，父亲只是其中一员。他们尽心尽力，锲而不舍，把“追求卓越，务实进取”的基因种进每个华工人心中，培养了数以20万计出类拔萃的华工毕业生，使华工不愧为当代出色的工程师摇篮。衷心地祝愿华工，在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前进道路上再创辉煌。

作者：杨安坪